张生贵：逃兵该不该杀的法律问题

张生贵：逃兵该不该杀的法律问题

近期网事多，“逃兵”算一波。2011年11月9日早上4时30分至6时左右，解放军驻吉林65331部队4名士兵携带95式自动步枪一支子弹795发逃离部队，搭乘出租车逃往辽宁，途中被警方拦截发生枪战，公安局通知指出“为防止重特大恶性案件发生”要求各银行、金店加强防范，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，如果单位无能力保障经营安全，建议暂停营业。至十日3时左右消息引述辽宁抚顺清原县一名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人员称，4人所搭的一辆的士在沿202国道从吉林往渖阳方向行驶时，在草市镇被查车的特警截获，最后3名士兵被击毙，1人受伤被捕。

现在的网民也很怪，总要追问事件真相，当然这知情真相的权利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。逃兵被制服，四个逃兵是一个老兵带三个新兵，三毙一捕，出现这样的结果，谁都不曾想也都想不到的或不能想的，但问题是还是有人出来追问，比如有问题直指：四逃兵出逃后不去抢劫而是奔辽宁方向去，为什么选择回家乡？杨班长老家辽宁新宾县应为目的地，怀疑家有变故或不可调和纠纷，班长想回家仇雪恨去？这消息未证实。

南方周未：东北四名士兵取得枪弹和出逃过程分析，应该可以排除逃兵可能。估计有其他恩怨需要解决，除了冲动，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矛盾？孩子父母会是多么伤心，把孩子交给部队，就这个结果？为什么一定要击毙？怎么看携枪出逃士兵三死一伤？

虽没一手资料但不觉得他们四人十恶不赦，属必杀之敌，这是网民的态度，也有认为四人携枪出逃伤及无辜的可能极高，如果没在出逃前犯下人命案，仅仅只是因他们先开的枪，就一个个击毙，这样的处决是不是最佳选择或唯一方案吗。

生命权是一个公民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权利，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剥夺当然应该持最慎重的态度，除了战争，通常只允许在两种情况下行使：一是严格的刑事审判程序；二是在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。警方实施的“当场击毙”行为性质是社会各界对本案关注的焦点。

当场击毙的法律规定：

根据我国警察法和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相关规定，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行为，受法律保护；人民警察判明有“实施凶杀、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，危及公民生命安全”的，紧急情况下，经警告无效的，可以使用武器；人民警察依照规定使用武器，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严重危害后果的，可以直接使用武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，经警告无效的，可以使用武器：（一）、放火、决水、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；（四）、使用枪支、爆炸、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、爆炸、剧毒等危险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的；（六）、实施凶杀、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，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；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，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，可以直接使用武器。”

比照该条规定，警方使用武器的前提，必须判明逃兵有暴力犯罪行为。该条使用了“判明”一词，其立法原意是比较清楚的，即基本行为应属暴力犯罪。

至少应判明以下几方面：

1、必须具有现实的危险性：

不但要判明携有枪支弹药，还要判明存在现实危险性，即是否有第九条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最坏的角度考虑。逃兵有枪，如果其犯罪目的不明确，需要弄清楚，如果系网上报料为制止强拆或其他，则对象特定，有可能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，或公共安全不是其追求的后果，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就随之不存。

2、处理方法程序性规定：

从高速出口围堵成功后，警方判明四人中持枪者并要采取实质意义上的说服、劝解和谈判工作，令逃兵清楚自己的处境。警方以劝服方式解决本案的可能以及可能性的大小需要查知，如果没有经过说服劝解等工作，警方见势即将其击毙了事的“安全之策”值得思考。

当场击毙现在似乎已成了警方的惯常做法，一方面反映出制度上存在缺陷，也反映警方处理突发事件的业务素质和能力需要提高，更需要从法律上强化追逃意识。